【陕北地理】米脂杨家沟 曾经的陕北第一村

一个小山沟，典型的蕞尔小山沟。陕北黄土高原上，这样的小山沟数不胜数。或因有树，叫杏树沟；或因有泉，叫神泉沟。杨家沟，是因为杨姓。也因为马姓——马氏庄园而闻名。也因此又叫骥村。

陕北地主第一家

这个小山沟很不起眼。像其它的小山沟一样，沟里有一股水流过，四壁是典型的黄土沟壑，半山坡上，坐落着星星点点的几十户人家。村子最先进住的是杨家，就取名杨家沟。若干年后，村子里来了一户姓马的，拖儿带女，行色匆匆。说是从绥德沿无定河上来的，川道里人多，就在米脂城折了个弯，向东沿河上溯。走到杨家沟，儿女们实在走不动了，就停下了脚，拣一孔废旧的窑洞住下来，开始了艰难的生存。

他们的始祖叫马林槐。祖籍地山西永宁州（今离石市）临邑（今临县），明朝万历年末，饥饿相逼，不得不背井离乡，涉过黄河，移居绥德州的马家山。百十年间，日子过得平平，四世孙马云风拖家带口，辗转几经，于康熙末年来到米脂县杨家沟村。那时候，陕北二十三县，地广人稀，还是典型的农耕社会，农民主要靠土地生存。在这种社会格局中，谁拥有土地，谁就是最大的赢家。马云风人活泛，认准了要在土地上做文章。一分钱一分钱地攒，攒够了一亩的钱就先买一亩。他坚信，只要土地姓了马，就会慢慢下蛋，日子就逐渐有了起色。

这是马氏家族淘的第一斗金。又四世孙，马嘉乐。他一改农商并重的祖训，倡导并实践重农抑商，尊崇儒教，亦耕亦读。那个年代，识字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，一般的人家想都不敢想，可马嘉乐敢想，他不惜重资，延聘塾师，教习子弟。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马家人物，他昭示着马家基业的真正崛起，并狂妄而自信地自建堂号光裕堂。

再几代人过后，马家迅速崛起，一门二门三门……分门立户，一栋栋庄园拔地而起，敬慈堂、信义堂、光裕堂……堂堂占有几百亩几千亩甚至上万亩土地。最大的三户地主，马维新、马瑞堂、马祝年，占地都在千亩以上。马维新（光裕堂）在全盛时期，占地1676晌（每晌合地3.5亩）。到上世纪四十年代，马家占有的土地横跨周边四五个县，有的甚至达及延安地区，累到十八万亩之多。

成为陕北第一村

村因人而名，村也因人而大，杨家沟弥漫着一种蒸蒸向上的盛旺之气，树绿水清，人声鼎沸，住户达到二百四十多家。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称：“杨家沟是全国罕见的一个地主经济集中的村庄。”“陕甘宁边区的杨家沟，以有马光裕堂而闻名陕北。”据他的《晋陕调查文集·米脂杨家沟调查》记载，大的地主五十五户，到土改前夕，已达七十二户，成为一个“地主窝”。

七十二“堂”

杨家沟的地主都姓马，没有一户外姓，而且都是其祖马林槐的子嗣。这一现象别人注意到没有，马家首先注意到了。注意到，就有了想法。想法是，一般来说，村子的名字都是因人因姓而叫的，哪家先定居就是哪家的豁免权，哪家旺盛了哪家就可以掌握冠名权。马家现在已经赫赫到如此地步，还叫杨家沟就有些无视马家的存在。但这些马家的后代因为都接受了一些文化，就有些矜持和理性，就在马家集中的扶风寨另外冠了个“骥村”的雅名。

因此上，这杨家沟就有了两个村名。一般人还习惯地叫杨家沟，马家人尤其那些有一定文化的地主家就叫“骥村”。

骥是马，而且是好马。杨家沟就是好马家后代居住的地方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马氏在山西临县的村庄也名叫骥村。

“骥村”刻在扶风寨的南村门上

杨家沟的地主还有一个不同于陕北一般地主的标志，就是都有堂号。堂号很雅，一般地主是不配的，就像古人有“字”和“号”一样，一般人是不许也不敢这样做的，只有那些有了一定地位和名望的人才能有“字”和“号”这些奢侈的附加名字。如孟子的后人因为“孟母三迁”的故事取名“三迁堂”，宋朝开国宰相赵普因为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，后人取名“半部堂”。

杨家沟的马家地主也是发展到一定地步，到了马嘉乐手上才开始有了堂号的。就这，也是需要相当勇气和胆魄的，他就像一个开国皇帝一样冠起了自己的国号；就像一个挂帅的将军一样擎着自己的帅字旗勇往直前。

堂号叫光裕堂。这个堂号只允许长门长子继承，其余的只能另起堂号。这个堂号自始名后，就一直高居杨家沟榜首，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始终稳稳地挺立在扶风寨的顶尖上，几百年风雨不倒。

有了第一个堂号，也就逐渐地有了第二个第三个。子子孙孙，绵延下来，一共有了七十二个堂号。

这些堂号各具特色，也代表着一个小户族的地主本色，或知书达理，或吝啬抠门……老百姓根据各个堂号的性格，编出了顺口溜：

　　　　能打能算衍福堂，瘸子宝贝衍庆堂；

　　　　说理说法育仁堂，死牛顶墙义和堂；

　　　　有钱不过三多堂，跳天缩地复元堂；

　　　　平平和和中正堂，人口兴旺依仁堂；

　　　　倒躺不过胜德堂，太阳闪山峻德堂；

　　　　骑骡压马裕仁堂，恩德不过育和堂；

　　　　瘦人出在余庆堂，冒冒张张育德堂；

　　　　大斗小秤宝善堂，眼小不过万镒堂；

　　　　婆姨当家承烈堂，球毛鬼胎庆和堂；

……

这些堂各占一片土地，各有一些势力，主宰着方圆几十里人们的命运。他们都是光裕堂的支脉，都是一个马家的子孙。各自经营着自己的地盘，各自发展着自己的势力，但遇有大的事项或活动，他们会用一个“马”字自动地组织起来，共同抵御风险或灾难。

同治年间，回民起义延及到陕北，由于清朝统治者故意制造民族矛盾，引起了回汉之间的冲突。民间不了解实情，就习惯叫做“回乱”。这场“乱”让杨家沟地主很是慌乱。如何处乱而不乱、处乱而不惊，马家各堂齐聚众议：马嘉乐之孙马国士倡议修筑扶风寨，得到了各堂的一致附和。寨子以最快的速度建成，并给成年人配备了来复枪、猎枪，还在镇守边寨的左宗棠（陕甘总督）大人的支持下，馈得了火炮数门，各种配置下来，马氏家族的武装力量已相当于一个县制的水平。各堂都吃了一颗定心丸。附近的百姓也都蜂拥般躲进了寨子里。回军的马队根本未把一个村子的土寨放在眼里，肆无忌惮地长驱直进，他们哪肯认真计较去对付这个弹丸小村，发一声喊就冲到寨前，寨子上齐发的火炮直接响在回兵的头上，回兵哪里经受过如此狂炸，訇然作鸟兽散了。寨子安然无恙，一村人连同数村人安然无恙。周边村民专立颂碑“马公次韩德惠碑”，以此彰表。

就是这个寨子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，又一次发挥了它的强大功能。斯时，陕北开始“闹红”，杨家沟的地主同样遇到了“革命”，红军扬言要杀的地主名单中，都编成了民歌被传唱：

　　　　第一杀上马维新，能救多少人。

　　　　第二杀上马醒民，土地都能种。

　　　　第三杀上七老爷，……

整个杨家沟又一次惶惶然陷入混乱，所有的地主都像防“回乱”一样上了寨子，并由马维新等集体商议，从绥德请来了国民党的一个连队驻扎杨家沟，予以防守。连队整整驻防了两年，其间曾捉拿邻村管家嘴一个叫“恨不动”的红军，并将其处死。

连队所依凭的据点还是这个寨子。红军的冷兵器奈何不了这个寨子的高墙深垒。

亦耕亦读

客观地说，陕北的地主大多数是土豪。他们大都富不过三代，在历史的云烟中转瞬即逝。究其原因，都是土财主，只顾积累资产，疏忽或舍不得投入资产去教化培育子弟，子弟们也就不心疼先人的财产，任意挥霍浪费以致迅速破落。

（马谦卿，米脂县杨家沟人，1926年10月生于米脂县杨家沟村。1932年至1943年，先后在杨家沟扶风小学、榆林女师、米脂中学读书至高中二年级。1939年9月加入青年团，1941年4月加入共产党。1943年至1947年先生在中共米脂县委、印斗区委当秘书，宣传科长。1947年至1964年从事新闻工作17年，曾任《群众日报》、新华社甘肃分社副社长。1964年至1969年先后在兰州第一毛纺厂任副书记，天水地区、天水市委办公室负责。1978年任甘肃省机关党委副书记。1983年至1988年先后任甘肃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，甘肃新闻出版局局长、党组书记。1988年2月当选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1993年离休。）

不同的是杨家沟的地主，他们从马云风开始，就有了这种千年大计的眼光，不吝文化投资，延请名师西席，课读子孙……子息辈马先进等十人获童生，孙子马裕获授儒林郎，候铨州同（六品）。这在文化稀薄的陕北农村，不啻是一声惊雷，让这块板结的土地透出了缕缕生气，也让那些只顾埋头土地的土财主们目瞪口呆。

更惊奇的是，延续到马嘉乐，先后在村内办起三处私塾，邀请名儒坐馆授徒。为限制子孙赚钱欲望，规定子孙未成年时一概不准过问农事、商事，只准闭门读书。在这个靠农事商事起家的“堂”里，竟然限制子孙打小承继父业祖业而一心“向书”，实在不是一般地主所能达及的。这种眼光的后果就是光裕堂的五子十一孙均有官职品衔，其中正四品两人，从四品两人，从五品三人，因功赏戴花翎者两人，还有知县、主事等。

杨家沟地主家的门额

　　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清政府废除科举，但马家的私塾没废除。子弟们先入私塾，再入中学大学深造，并有十二人先后出国留学。马师儒留学德国、瑞士，回国后在多所高校任职，著述丰富，成为知名教育家。马晓钟留学日本，归国后任铜川矿务局局长、西北煤田总工程师。

辛亥革命后，马子衡在扶风寨专修石窑六孔，创办私立讲堂。民国四年，私立讲堂改名民办扶风小学，除教国文外，还开设数学、自然等课程。同年，马家子弟马师承回村开办杨家沟女校，民国十七年，女校并入扶风小学，实现男女同校读书。并办起图书馆，购置三棱镜、日光仪、直流电机等教学仪器。

也就是说，自马云风始，马家的课读学堂就再也没有间断过，不管是朝代更迭、世事舛变，马家的家教事业概莫废止。

当时的学费，不是一个小数字。尤其到了中学大学，以至留学，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，每人每年至少要花费上千两银子。按其时的农产品折算，一百斤茄子值一块银元，一斗（40斤）麦子值柒角，一块银元可买200个鸡蛋。在一般的地主眼里，这是多少亩土地的抵押，哪舍得割自己身上的肉。但马家舍得，而且从不含糊，也不打丝毫折扣。在当时文化沙漠的陕北，这种举动是破天荒的，也是要有壮士断腕的气魄和前瞻千年的眼光的。

果实是丰硕的。据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不完全统计，只马家光裕堂一支的后代中，省军级干部3人，厅局级40人，县处级29人；高中级职称55人，大专以上学历138人。优秀者如马豫章，曾担任国务院财办主任。

“开明进步办学堂，英才辈出洋财主。”这是陕北民众对杨家沟马氏家族深刻的文化印象。

文化建筑

文化的熏陶，让这些杨家沟地主的生活方式连同居住上，都明显区别于陕北的土豪。

扶风寨是杨家沟地主的大本营，这个“营”里亦无不包蕴着文化。

扶风寨建在西山上，马家的地主都囊括在这个寨内。寨子建有寨墙、寨门，还建有石坡路、排水沟、水井等。这是经过风水先生反复勘察规划的，有龙眼（南北炮台）、龙角（观星台）、龙嘴（圪凹水井）、九龙口。龙形山寨，暗喻龙子龙孙绵延不绝。扶风寨南北城墙均建为双套城墙，各设两道城门。南城门为“骥村”门和“扶风寨”门。马氏十氏祖马祝龄引用齐桓公筑邺城保卫诸侯的典故亲自撰写对联，挂在寨门上：寨名扶风喜说一方清泰，邺城新熄扫开万里尘封。

扶风寨坐北向南，坐落在状如凤凰翅的龙头凤尾孤山上，也称龙凤山。龙凤山，涧水绕合，三山拱围。山上最高处建有马氏祠堂，马家五十五家地主依次建在山坡上，各个堂号宅院或上或下、或左或右分布，各自独立，自成一体，又通过蹬路相连，相互沟通。蹬路是老石坡路，沿着山体盘旋而上，每隔一段就有一个圆石盘，是废旧的磨盘。磨盘就像古代的如意和铜钱，寓意金钱铺路、吉祥如意。

窑洞庄园大部分依山而建，背靠大山，负阴抱阳

庄园都是典型的窑洞式，冬暖夏凉，稳固结实。和一般民众不同的是，在整体布局上更加注重民族文化的方圆结构——内圆为主的窑洞和外方为辅的四合院形式构架。体式是标准的“明五暗四六厢房”，正面是五间靠阳的正房，位置尊贵，由长者居住；暗四为五间正房的左右略低且隐的各两间窑洞，一般为未婚女子居室；厢房呈东西向直角排列在正窑两侧，左右各三间，是为六厢房，均为已婚儿媳居住。大部分还有倒坐房，既当隐壁，又兼会客。

每一处庄园都在门楼檐下悬有匾额，额上题字者都是达官或名儒，字体遒劲有力。或阳刻，或阴刻。或表示身份地位的像“岁进士”、“大夫第”；或表示激情安详的如“安乐居”、“福禄寿”；也有渲染烘托环境的如“瑞凝斗屋”、“林泉拱秀”……无一家没有匾额，无一家不彰显文化。

彰显文化更甚的，还有两通牌楼，一通是“马公次韩德惠碑”，另一通是“马公子衡德惠碑”。牌楼都非马氏建筑。清光绪三年、二十五年陕北发生大年馑，长年干旱，颗粒无收，杨家沟财主马子衡等马氏族人捐资万缗和部分粮食散济饥民，并设粥厂赈济灾民。年后，周边各村百姓为马子衡义立“马公子衡德惠碑”，记述子衡善举。马家是地主，但他们和穷人的关系并不紧张，村里包括周邻有租佃关系的雇农，都说马家的恩善，这是不容易的。一个地主集中的村落，又能和穷人相处得如此默契，与他们的文化接受是分不开的。两通牌楼是历史的见证。

最为显耀的，还是马醒民后来修筑的“新院”

马醒民是光裕堂的四世孙，以字名，本名马筑平。毕业于同济大学，留学日本，学的是土木建筑。后因病归里，担任家族学校校长。1929年，他亲自设计，动工修建“新院”。这一年，是陕北历史上有名的“民国十八年”，连年干旱，饿殍遍野。马醒民在这一年动工，其意是以工代赈，救济灾民。他专门延请风水先生马聚财选择在扶风寨西上方，一线排开九个自然生成的土梁峁上动土修建“新院”。风水先生说，这是九条龙脊，“新院”犹如九龙托起，后辈定会飞黄腾达。但九龙太硬，只有皇帝才能服得住，建议只跨八个龙脊（八个土梁峁）。马醒民采纳建议，开始实施他的中西合璧建筑理念。

他的理念很新锐，也很传统，在大的设计格局上，他采用了“山”字形构架，即三关两套，三面突出，两面缩进，寓意家业“稳如泰山”。三套一体的建筑中，中间突出的三孔为西方教堂式风格，寄托主人对神的崇敬；左面缩进去的三孔为日式风格，是主人留学日本的记忆；右边缩进去的三孔为陕北窑洞建筑，喻示主人的根在中国陕北。屋面上设置了八根通天柱，接天通地，天地一体。屋檐上，龙头螭虎，精雕细琢。马醒民亲自题额“新院”，含喻一新皆万新，新的建筑，新的风貌，新的起点。它的“新”，还在于是中西合璧的唯一建筑体式，陕北唯一，中国唯一，世界唯一。那才是真正的“新”。还有一语双关自己的“醒”和“新”的谐音，他已经明显意识到了社会的巨大变革，在变革面前，他觉醒自定，要做一个新社会的新公民。

“真龙”再现

马醒民是一个预言家，预见了新社会的诞生；马醒民又是一个后预言家，自责自己预见的迟钝。1961年，马醒民去世时，曾对他的女儿说：“我要是知道毛主席会住我建造的房子，我就不听风水先生马聚财的劝告，一定要安上那第九个龙头，那是真龙呀。”1947年11月22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率领代号为“亚洲部”的中共中央前委机关和解放军总部600多人来到杨家沟。走到扶风寨门前，凝视良久，不禁赞叹：“这窑洞和村寨整齐、漂亮，还是新的。杨家沟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毛泽东、周恩来被安排住进“新院”，主席又一次赞叹：“这是一个既懂军事又懂建筑的专家。”从1947年11月22日至1948年3月21日，毛泽东在“新院”中间的三孔教堂式窑洞里一共住了四个月零两天，住得很舒心。这个洗惯了澡的湖南汉子，没想到在这偏僻的小山村里还能洗到热水澡，而且还有地暖。连墙面抹的泥都很讲究，是用河里的礓石粉碎和纸浆、糯米粥、沙石等调和反复打磨成的，好看且耐用。连同一贯娇气爱挑剔的江青，都对这个院子很满意，一向阴沉的脸上开始有了喜色。这也是毛泽东转战陕北以来，居住条件最好、办公最宽敞的一个地方。“新院”位置高，眼界开阔，晚上写文章累了，主席常会走出窑洞，凝视远方，怅然苍茫。

其他财主宅院里，也都住进了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。有的堂院，竟住四位首长，张闻天、任弼时、胡乔木、陆定一就共住在一个大院里。

这是不平凡的四个月，在这里，召开了著名的“十二月会议”，各位老总从各个战场匆匆赶往杨家沟，他们有彭德怀、林伯渠、叶剑英、贺龙、陈毅、陆定一、习仲勋等20多人。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。他用浓重的湖南方言说：“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，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，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，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，这是一场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，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。”从此，中国革命胜利的步伐加快，“曙光就在前面”。毛主席用他习惯的姿势，向前方劈力挥起他的巨掌。

新院

会议期间，12月26日，适逢毛泽东54岁生日，与会的中央和地方领导纷纷对毛泽东说：“我们正赶上吃你的寿面了。”主席风趣地说：“寿面并不能使人长寿啊！吃不吃无所谓哟。”大伙说：“沙家店战役胜利结束了，全国进入反攻阶段，应该庆祝这一胜利，顺便为你祝寿。”毛泽东打趣地说：“别开心了，延安都丢了，还做什么寿呢？”主席扳着指头，对大伙讲了他的理由：“第一，眼下，群众和部队还缺粮吃。我们不能忘掉群众疾苦，破费东西搞祝寿嘛。第二，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，都要带头搞移风易俗。大家把祝寿的心事和精力用到革命事业上多好哇！”说完，主席严肃地宣布了两条规定：一、不准中央机关为他的生日请客吃饭；二、不许以任何形式为他歌功颂德。周恩来同志接着说：“主席说得对啊……”这天晚饭时，工作人员把李讷接来了，毛泽东没有反对，因为有了孩子，比平时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吃饭要热闹一些。

1948年春节，正月初一，伏案疾写的毛主席听见窑洞外响起一片锣鼓声，放下笔走出院子。是村里的秧歌队给主席拜年来了。毛泽东、周恩来情不自禁地加入秧歌队，扭起大秧歌，任弼时也从窑洞里拿出二胡在一旁助兴。

1948年3月21日，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杨家沟。这时的中国格局，已经明显偏转了共产党，主席脸上的红润也明显增加。他没有骑马，从扶风寨的石道上一步步走下来，和送行的乡亲们一直走到村口，握手道别时，眼圈有点红，深情地说：“杨家沟是个好地方。”